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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炎热的午后,我蹲在晒得发烫的砖片上,看着它们沉默地扛着白色蛆虫的尸骸,像一只送葬的队伍,在烈日下有秩序地进行。突然想起幼时外婆说的话:“蚂蚁搬家,就是要下雨咯。”可这艳阳的日子,没有一丝乌云,只有阳光把蚂蚁的影子照成一个个浓黑的圆点,在滚烫的地面上颤抖。 我俯身,想看得更近些,鼻尖几乎要触碰到地面。这时才看清,原来每只蚂蚁并非无脑地跟随前者的脚步。领头的触角不停颤动,像是在发出电报。排在中间的蚂蚁偶尔停下,用前足调整背上的重物。最后的几只蚂蚁总是走走停停,时而回头张望,仿佛在确认有没有同伴掉队。 有只蚂蚁脱离了队伍。它在砖缝边缘徘徊,触角着急地摆动,像迷失在毫无讯号森林里的冒险者。我摘下一片叶子横放在它面前,它却绕了过去,继续固执地往错误的方向前进。这让我想起家中最年长的长辈,每次用自以为对的方式办事,但却没有一个人支持,同样固执,同样孤独。 它们好像永远知道要去哪里 砖缝深处,蚁穴的洞口像一只小小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地面上发生的一切。偶尔有几只蚂蚁进出,它们碰面时总会停下来触碰彼此的触角,像是在交换什么重要的情报。我想像地下的世界,错综复杂的通道,里面有食物储藏室、幼虫育婴室还有那只终日产卵的蚁后。它是否知道自己的子民在地面上的冒险? 我伸手挡住一队蚂蚁的去路,它们立刻乱作一团。有的试图翻越我的手指,有的开始绕道,还有的慌张地原地打转。但是不到一分钟,它们又重新组织好队伍,继续前进。它们迅速恢复秩序的能力令我惊叹,很想问问它们,在它们的世界里是否也有“挫折”这个概念? 太阳西斜时,蚂蚁的队伍变得更长。它们不知从哪儿搬来一片红色的花瓣,像一面胜利的旗帜。我忽然觉得,或许它们比我更懂得生活,永远知道要去哪里,永远有同伴并肩而行。 砖缝的阴影里,那只脱离队伍的蚂蚁终于找回回家的路。它跌跌撞撞地爬向穴口,它与其他守在穴口的蚂蚁触角对碰的瞬间,我仿佛听见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暮色中,最后一队蚂蚁正匆匆赶回蚁穴,而我的影子已经长得盖住了整个蚁群。我站起身,膝盖关节发出响声,提醒我,该回家了。
3星期前
台剧《两个爸爸》有一幕,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男主角的父亲唐伯伯,从家人手中拿到一把儿子家的钥匙。他凝视着手中的钥匙,沉默片刻,才轻声地说:“忽然觉得,拿到一把回家的钥匙,有回家的感觉。” 第一次看这部剧时,我还在念小学。当时的我感触并不大,纯粹觉得那把钥匙对唐伯伯而言,不仅是一把开门的工具,更是一种迟来的归属感,被儿子家人接纳之余,还有“我随时可以回家”的肯定。 后来,不管是影视剧还是小说,总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人把钥匙交到另一个人手里,这不仅象征着信任与重视,更意味着一种无声的牵绊。这一幕常见于情侣之间,也常见于家人之间。 直到中学我才发现,原来其他同学都有一把自己家里的钥匙。 “若家里没人,谁开门给你?”我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这让我对“自己家的钥匙”有了全新的感悟,与故事中演绎的截然不同。 我从小就没有随身携带钥匙的习惯,不是没有钥匙,而是没有必要。因为无论身在何处、何时归来,家里总会有人等我回家,替我开门。 晚上10点之后,阿公阿嬷会从梦中醒来,边叨叨絮絮,边为我拉开嘎吱作响的木门。回外婆家时,我总是站在铁门外,等待外婆踩着缓慢的步伐,亲自打开那沉重的锁头。连续几日在外州拍摄节目深夜归来,是我妈听见车声,第一时间来开门。因拍摄短片第一次凌晨4点回家,是我爸睡在客厅的沙发上,等我发出叩门声。 一扇门的守候 到异国念书,开始独立生活后,每次出门前,我总要再三确认宿舍钥匙是否在背包里、口袋里,我不安地反复检查,就怕自己被挡在门外。工作后也依然如此——刚准备踏出宿舍门口之际,赫然发现忘了带钥匙,于是连忙刹车,返回房间取钥匙;或者临时找不着钥匙,可自己上一秒明明才见着,结果翻箱倒柜后,钥匙竟然在背包的小格子里安然地躺着。这些情景已见多不怪,也记不清到底上演了几次。 原来,从前不曾经历这些手忙脚乱,是因为有人默默为我守住回家的路。 而如今,我手里依然没有那把打开家门的钥匙。因为我知道,依然有人在车站等我,载我回家。依然有人替我留着家门外的那盏灯。依然有人听见我的脚步声就来开门。
4星期前
2月前
3月前
昨天早晨看了这篇陈栐伽的〈回阿嫲家〉(编按:刊于2025年4月16日【星云】版),让我回想起回家的意义。因为十多年都在异乡生活,每次回家看妈妈,也要等到孩子们的学校假期才可以回国,回老家看妈妈。来自乡区的我,如果告诉孩子们说我要回外婆家(森州的知知港),孩子们心中有数,老家没有Wi-Fi,没有商场,晚上没有什么消遣的地方除了吃宵夜的馆子。 女儿们逐渐长大,也会安排自己在老家那几天的活动,比如:看小说,钩针编织,或者画画。小儿子因没有Wi-Fi,就好比把他和朋友们分隔,他的游戏世界都因此而停止。他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可以和好友们一块儿玩电脑游戏和谈天说地。但是身为妈妈的我,都希望能一家人一起回去陪伴我的老母亲,也可以给妈妈为孩子们煮她的拿手好菜。 如果我们做爸妈的要安排回老家,而问孩子“你们要不要一起回”,他们肯定会有很多的借口如考试、做功课、要和朋友看电影、约会等等。对他们而言,可能觉得回家乡并不是一件很紧要的事,和朋友约会永远比回家乡重要。但是他们不晓得,当他们的爸妈步入中年,还有年老的“公公婆婆”健在,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平时忙于工作和家庭事务,难得假日可以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家,看看妈妈的身影,吃着妈妈准备的、有“妈妈味道”的菜,是何等的知足感恩。也因为没有Wi-Fi,在老家的大家多了聊天的机会。更何况,我的老母亲,每周就等着周末可以有儿女孙子们陪她一起小赌怡情。 现在只有妈妈一人在老家 我喜欢独自驾车,和孩子们一起回家。在路程中,我们会分享很多的人生课题。有时会谈到婚姻、友情、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大家都更能了解和厘清一些观念。记得上回,两个女儿在国外留学,只剩下我的小儿子在车里,我邀请他坐在副驾座,他又成了我谈话的对象。我们谈到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的教育方式。我的儿子从小就在国际学校学习,他的思想是非常直率和真实的,我和他的交流就是平行线,我们尊重彼此的意见。但是当家里有长辈时,我就要提醒他,要学习包容、体谅和善解。 记得每次我们要准备回国前,儿子就会问我们一个月的安排。他会突然问我:“为什么每次你都要回知知港?”我不会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会反问他一句:“你爱我吗?”他总毫不犹豫地说:“爱。”我再问,我老了后,“你还爱我吗?”“爱呀!”我的爸爸不在了,现在知知港就只有我的妈妈一个人。我不能每次陪在她身边,难得假期,我一定会抽出时间,陪伴妈妈一起和朋友吃早餐、打牌,还会为妈妈准备一些她喜欢吃的食物。更让我窝心的是,晚上睡前可以和妈妈谈天。回忆起童年时光,吃着妈妈为我煮的菜,这不就是幸福?幸福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简单。他似懂非懂地表示,明白了。 我的二哥在爸爸离开后,可以说是无间断地(除了出国旅游)每个周末都回家陪伴妈妈吃早餐,打牌到下午才回去。他还没回到,妈妈就已经准备好他喜欢吃的菜肴,有时候还会和妈妈预定他想吃的菜。大哥也不例外,要回家前的一两天,就会告诉妈妈他想吃的菜,我那个老母亲就开开心心地一大清早去巴刹买食材了。她从不说累。老母亲的快乐是还有能力为孩子们准备菜肴,这样就满足了。她最开心的事就是孩子们回来,快快把午餐准备好,就可以“开台咯”。 每次逢年过节,商家的广告都在叮咛漂流在外的孩子们尽量抽空回家团圆,真的不能回家,也不要忘了给家人打电话或者视讯。看来这“回家”的提醒,真的是我们要反思的一个社会现象。
3月前
3月前
1976年,我师范学院毕业,被教育部派到彭亨州皇城北根执教。 根据当时的彭亨州华校督学罗锦鸿,北根离开麻坡最近,所以我就被安排到那儿献身教育。(他一定是看地图而确定这个理论的。) 我猜想这位督学的地理知识一定很差,不然就是一定没有出过远门,不知道我从北根回麻坡简直是一件苦差。我得搭巴士到关丹,再从关丹搭长途巴士到首都吉隆坡,然后从吉隆坡搭长途巴士到麻坡,再搭巴士从麻坡到家乡班卒,最快也要费时一天! 反之,我从家乡班卒去北根也一样麻烦,必须折腾一天。 执教的第一年,我考获了驾驶执照,翌年就决定买一辆摩托,以方便长途跋涉回家乡。我耗费八百多令吉,买了一辆100CC的Suzuki作为交通工具。 有了摩托,我回家乡时可以由北根南下,路经那示、云冰、兴楼、丰盛港,再转西走,路经加亨,抵达居銮,再转北走,路经永平,抵达麻坡,转西走半个小时,终于抵达家乡班卒,全程约莫380公里。 别看我叙述得轻描淡写,一旦坐上摩托长途跋涉,就要忍受8个小时的日晒或雨淋。这不是一件容易、舒服或惬意的事。 一个人孤独在路上,唯一可以娱乐自己的就是欣赏沿途美丽的景色。可是景色一直重复,看多了也会厌倦。 我苦中作乐的方法就是偶尔唱唱歌,让自己轻松和开心一些。而我最常唱的一首歌,就是约翰·丹佛的〈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唱着这首歌的当儿,我的心情倏然豁然开朗,虽然路途还很遥远,但是只要一公里一公里耐心去奔驰,目的地总会抵达的! 是的,奔驰在路上,虽然疲倦劳累,但是想到目的地就是前方,一定会坚持下去。无论回家乡或回去工作的异乡,只要一路顺风,我都必须,也应该感到开心和感恩!
3月前
(新加坡5日讯)在新加坡发展演艺事业的徐鸣杰,日前带着老婆陈凤玲悄悄回中国上海老家给父母惊喜。 为确保惊喜万无一失,徐鸣杰预先传语音短讯“骗”父母留在家里帮他签收快递,徐父信以为真,开门时没有第一眼认出儿子,看到是儿子时又惊又喜。 徐母则喜出望外,一直到第二天才敢相信,儿子和媳妇回家了! 徐鸣杰接受《联合早报》电访时说,这次回老家为父母平淡的生活带来惊喜,幕后功臣是老婆大人陈凤玲。 一家4口游杭州 原来徐鸣杰和陈凤玲趁工作有空档想出游,本来计划再到前不久去过的日本冲绳旧地重游,但陈凤玲心血来潮提议回上海探望婆家。 徐鸣杰说,从小到大每次回上海,只要到机场就有人来接他,不过太太陈凤玲建议,这次回家就不要跟父母讲。 他说:“我是想去日本的,甚至考虑回上海两天就飞日本旅游。但老婆认为既然回家,就该把握机会好好陪爸妈。” 他们最后不只惊喜现身上海,还精心策划了一趟两天一夜杭州游,和徐父徐母一起自驾到龙井山园旅游。 徐鸣杰在疫情前,每年都会和父母一起旅行,这次杭州游是疫情后第一次再和父母旅游,也是他第一次带上老婆同行。 “选中杭州龙井山是因为父亲喜欢喝茶,有时不舍得喝的龙井茶却不惜送给我和凤玲。” “这次带爸妈出游,原以为他们会喜欢,但是我们订的酒店在山上,离停车处有一段小山路,我爸爸腿脚没有那么厉害(有力),他就不喜欢,很多埋怨。” “我(见状)当时脾气就上来了,感恩的是凤玲扶着爸爸一步一步爬上来,陪他聊天,安慰我爸爸。我从她身上看到我没有的,很感动。” 徐鸣杰说,这趟回家有很多感动时刻,如开往杭州的路上,他们4人聊天,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平常或厌烦的事,但对他来说却如此珍贵,对父母来说也很难忘。 徐母降级让陈凤玲排第一 根据“上海媳妇”陈凤玲在社媒的分享,这次回婆家,家翁第一时间泡茶给她喝,家婆则带着她去买好吃的食物,知道她喜欢上海的水果,就买了新加坡尝不到的水果给她吃。 徐鸣杰觉得陈凤玲已融入这个家庭,以前她会有点陌生、不知所措,甚至害怕。 “现在感觉不一样了,她跟我的家人越来越融洽,越来越有默契。我们全家人都很爱她,她好像吉祥物一样,真的。” “我也有耍小脾气的时候,有时候不会让她,好像这次去西湖就有这样的问题,但我妈妈就在中间调解。” “我妈妈说:‘你一样要对凤玲好’。她一直教育我说,你跟凤玲结婚,一定要把她摆第一位,爸妈可以是第二位,因为以后爸妈不在时,她就是跟你生活一辈子的人。’” 每天通话不留遗憾 徐鸣杰每天都会打电话给父母,而他们也一定以最快的速度接听。 他和妈妈无所不聊,而他能从电话里面听到父母的情绪、听得出他们想他,但他们不会讲出来,因为怕给他压力。 他有时会想到哪天打电话给父母的时候,电话没人接,他会害怕到时只能通过父母曾发给他的语音短信,再听他们说一次“吃饭了没”和“早点睡”等关心的话语。 “他们对我的生活付出了一切,特别是我的妈妈,我觉得她是最好的妈妈。”
5月前
5月前
看到《活力副刊》的新年征文题目时,感觉脑袋一片空白。这当然不是说我从未有过失言而后悔的时候,只是突然需要回想并整理成文字,不免有种重新翻翻找找一些不好的回忆的感觉。本来还在烦恼着,除夕那天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特别懊悔。 那天,我收到了久未联系的大学同学传来的讯息,内容很长,除了提及一些近况,还说她今年回到马来西亚了,如果时间能碰得上,或许可以见一面。因为曾经失联过很长一段时间,再收到她的讯息,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是觉得有些意外——原来她还记得我。 我们当年都是到台湾留学的大马人,也因此熟识起来。有趣的是,当年坚定地要回国工作的她留在了台湾,而想留在台湾的我,因缘际会下回到了马来西亚工作。当彼此不再身处于同一片土地上,又因为工作而各忙各的,联系的频率便逐渐减少。 懊悔自己说话不经大脑 我们上一次联系,是当年疫情很严重的那段时间,我得知她的父母因为冠病先后去世的时候。当时她无法从台湾回到马来西亚,家里突遭噩耗,只能由她留在马来西亚念大学的弟弟去操办一切。当时,最令我们担心的是,我们和她失联了——她不接电话也不回讯息,相隔了一片大海的我们竟没有其他方式能够联系上她。想着她需要一些时间疗伤,我后来不再给她打电话,只留下讯息,告诉她如果有任何需要,就算只是说说话,我也一直会在。 那封讯息,在3年多后的今天收到了回复。她在讯息里说,那段时间她真的没有力气和人交流,所以才一直没有回复我们的讯息。事情发生后,她接受了心理治疗,现在逐渐在重新站起身的阶段,而她接下来想迈出的那一步,就是回到马来西亚,看一看爸爸妈妈现在住的“家”。 我当时回复她的内容,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自己说话不经大脑。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几年,行动管制令也已经取消许久,我下意识问她:“这些年你一直没有回来过吗?”我们使用LINE来对话,所以讯息一发出去,我便看到她迅速地已读,我想撤回也为时已晚。 讯息发出去后,我便后悔了,毕竟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冒昧。我想再补充说一些什么,可脑子总在需要的时候转不动,所以我盯着手机屏幕犹豫许久,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发出去。她那边过了好一会儿才回复,回的内容蛮长的,大致是在说自己没办法接受这件事,严重的时候,想到要回马来西亚,生理上便会有应激反应,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能理解她,所以更为自己的那句话感到懊悔。尽管没办法完全地感同身受,但我知道,她今年选择迈出这一步一定是花了很长的时间、用了很多的勇气,而我那句话,就像在责问她这几年为什么要逃避。事后我向她道歉,她却说,只有我会因为说了这样的话而道歉,她知道我不是有意的,所以没关系。 我想,在她躲起来疗伤的这几年里,“你为什么不回家”这样的问题,她已经被问了好多好多遍。可能大家都没有想揭她伤疤的意思,可这对她来说,大概就是一次一次被钝刀划伤——或许不至于一刀毙命,可伤痕累累的心怎么经得起一次又一次的刺激呢? 长大后就一直提醒自己,说话前要三思,可我们毕竟不是机器,人总是会有犯错的时候。我想,说错话之后要引以为戒,不在同一个坑跌倒两次,这才是我们一生的课题吧。
6月前
6月前
话语不会脱口而出,人类所有言辞都是脑中处理过才出去的。我最想删除的一句话,是因为它刻意伤害了我的家人。我深明人情世故,绝不会对上司或工作伙伴说出类似恶言,就算情绪上头乱说都会即时道歉解释止损。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只有至亲才有无条件的爱,任由对方如何撒泼打闹都可以不设前提地和解。 我对父母讲过最难听的话,就是“早知我不要回家”。我知道这句话像利刃般直锥父母心房,但我总把自己的想法放在世界之巅,凌驾所有善意。现在光是想起这句话,都会俯首贴耳背脊发凉。 来吉隆坡工作10年,别人问我住哪里时,我会说旧古仔,然后再补一句:其实是务边。就是那个夹在怡保和金宝的小镇,椰壳洞附近的某个新村。我家人都住在这里。 说来惭愧,作为在新村长大的人,我早在十多年的城市生活中染上了一些都市习惯,像是休假时宅家一整天,三餐全靠外卖,就喜欢全日毫不受打扰一句话都不说的孤独感。一旦在新村生活超过3天,父母的过度关心便开始让我感到压抑,惊扰了我渴望安静的休假。 我理解这种想法大逆不道,新村的集体性带来了归属感,却也因为太“热闹”而让我难以真正放松;城市的孤独感虽然冷清,却提供了一种反思与自处的空间,尤其是结束密集工作后急需孤寂自省时。我既希望保留新村生活的温情与人际联系,又渴望都市生活的宁静与自由,非常矛盾也很自我中心。 某次只因为一件小事不顺,事件小得我绞尽脑汁都想不起到底具体是怎么发生了,只记得大概是自己在房间用电脑处理事情时,母亲在厨房喊了我好几声。声音一声比一声急促,我的情绪也在翻江倒海,觉得世界上每个人都在打扰我,连一刻安宁都无法拥有。终于,我忍无可忍地推开房门,带着满腔委屈和怒气,说出那句最伤人的话:“这么麻烦,我以后不要回家了。” 看清自己的幼稚和自私 话音刚落,就看到父亲脸上稍纵即逝的失落,还有母亲气急败坏的神情。我知道伤害已经造成,但当下没有弥补的打算,直接关上房门,关上了沟通的大门,也把自己关进忤逆的牢狱,用一把无限长的尺丈量我的恶意。 几个小时后走出房间,妈妈就问晚上想吃什么,爸爸则说难得女儿回来应该问我。饭桌上父母像没事般话家常,还问我:“什么工作那么难搞?做事不用急,可以慢慢来。”这些无声的包容像是一记耳光,打得我无地自容。 我比别人更了解,“口快讲错”的本质并非真正的“未经思考”,而是思考的结果与预期后果的落差,使人无法承担话语带来的后果时,才会懊悔莫及。 父母海涵锋利的话,不动声色地抚平那些伤痕,让我深刻体会到爱的宽容,也让我看清自己的幼稚和自私。那句话像是一把剑,刺伤了我最爱的人,也刺穿了我的骄傲狂妄与自以为是。 或许爱与包容就是如此,它不会因为一时的伤害而消失,却会一次次无声地提醒我——珍惜,是对这份爱最好的回应。而我能做的,就是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用每一次回家去回应这份爱。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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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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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