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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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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校园霸凌案往往牵涉甚广,不仅关乎当事人,还涉及教育、社会等多方角色。其中,法律如何介入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   法律既是受害者捍卫自身权利的重要武器,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然而,由于大众普遍缺乏相关法律知识,进而影响案件的进程。 当霸凌事件发生时,受害者及其家属该如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现有法律体系在应对校园霸凌时存在哪些挑战或机遇?其背后又涉及哪些法律责任与应对之道? 受害者如何追责? “现有法律其实已经为校园霸凌设下了许多框架,但问题往往出在执行和认知不足。”执业律师兼律所创办人覃祖斌直言,校园霸凌并非单一面向的课题,它涉及刑事和民事责任、校方的法律责任、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以及社会整体对法律的理解和落实。 他进一步解释,若要追究霸凌者的法律责任,需区分刑事和民事两个层面。刑事责任可通过报警,由警方调查并交由检控官决定是否提控;而民事诉讼则由受害者或家属自行聘请律师向法庭提告。两者的差别在于刑事案件由执法机构主导;而民事案件的主动权则掌握在受害者手中,当事人需自行承担费用与程序。 校方的法律责任 在霸凌事件中,校方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覃祖斌指出,根据既有判例,校方对在校学生存有“看护义务”(duty of care),必须在合理范围内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若校方知情却选择冷处理,则构成失职,未能履行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有权起诉校方,若胜诉校方须支付赔偿金。此外,法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赋予校方和成年人强制报警的责任,尤其涉及未成年性侵或严重伤害。若置之不理,校方不仅可能承担民事赔偿,甚至触及刑事罪责。 法律如何平衡惩戒与保护未成年涉案者? 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霸凌案件,法律体系的目标在于保护而非单纯惩罚。根据《2001年儿童法令》,18岁以下未成年加害者享有的机制包括: ˙审讯保护:案件以闭门形式进行,记者与公众不得入内;未成年人不得被扣上手铐。 ˙判决考量:法官会优先考虑警告或社区服务,只有在别无选择时才会判处监禁。未成年人不会被判死刑。 ˙进入感化院:未成年罪犯会进入感化院服刑,里面提供教育和社区工作机会。 ˙无犯罪记录:未成年罪犯的档案将被封存,公众也无法查阅。只有在成年后再次犯下同类罪行时,相关记录才会被参考。 而对于未成年受害者,法律允许他们匿名作证,或通过视频远程作证,以减少二次伤害。 执法与认知的不足 今年7月,《刑事法典(修正)法案》新增的507B至507G条文,将言语骚扰、恐吓、跟踪等行为纳入霸凌范畴。这似乎为受害者撑开了一把“保护伞”。但覃祖斌直言,问题在于执法人员的训练不足。“受害者去报警,警方往往说这是民事纠纷,无法处理。”他曾处理过多宗相关案件,发现警方在面对新型霸凌如网络群组辱骂、深伪合成影像攻击时,常因缺失标准作业程序或不熟悉法条而拒绝立案,导致报案者求助无门。此外,检控官、律师和法官等司法人员也需要时间去熟悉新增法条,因为尚无相关判决供参考。 尽管如此,他表示,每起霸凌案件的判决都在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些案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在关注。”从“Justice for Zara”(为查拉伸张正义)到各类反霸凌的社会运动,每一次掀起的舆论和法院判决都是推动制度改革的契机。 《反霸凌专法》 近期,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拿督斯里阿莎丽娜表示《反霸凌法案》预计于今年10月在国会会议上提呈,以在明年落实。对于设立《反霸凌专法》,覃祖斌认为虽有必要,但需谨慎。“《刑事法典》与《通讯与多媒体法令》已涵盖大部分霸凌惩处,如果再立新法,可能与现有法律产生冲突,让执法变得更复杂。” 他建议借鉴日本的做法,将重点放在赋予校方、家长和社会法律责任,例如强制学校制定反霸凌政策,并明确成年人在发现霸凌行为时的处理流程,若不遵守则需承担法律责任。 构建校园安全网 覃祖斌认为预防比惩罚更重要,因此需要家长、校方与执法单位紧密合作,以遏制霸凌问题。他建议成立跨领域合作机制,既校方、家长、警方、律师和辅导员组成“反霸凌顾问小组”,在事件恶化前及时介入。他曾协助数所学校推动类似机制,并取得良好效果。 若遇到校方对霸凌事件消极应对时,他鼓励民众善用教育部设立的线上投诉平台SISPAA。通过该系统投诉后,州教育局会派官员介入调查并在规定的期限内给予调查报告,也能跟进整个调查流程。 对于教育部要在宗教寄宿学校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做法,覃祖斌认为是合理措施,前提是安装在走廊、食堂、课室等公共场所,而非厕所或更衣室等私密场所。他表示,此举能发挥警示和取证作用,有时为了保障群体权益,适度牺牲部分公共空间的隐私是必要的。 覃祖斌总结,校园霸凌不能单靠新增法条来解决,执行能力、校方责任和社会普法教育同样重要。“我们已经有制裁加害者的法律,但如果缺乏责任分担和意识提升,霸凌事件仍会一再发生。”   相关稿件: 【校园霸凌/01】霸凌频酿悲剧 谁来守护校园安全? 【校园霸凌/02】霸凌隐藏权力关系 辅导员:须关注双向创伤 【校园霸凌/03】营造友善校园 守护孩子远离霸凌 【校园霸凌/04】赋权孩子 改变制度,让儿童勇敢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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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遭受霸凌时,现有制度是否能全面保障他们的权益?在长期推动儿童权益工作的Sri看来,霸凌不仅是对制度和教育的双重考验,更凸显了社会长期忽略大众,尤其是孩子的声音。因此,赋权孩子,让他们有勇气和渠道为自己发声,同时推动制度的改革使其完善,校园安全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统一反霸凌政策的必要 8月末,Child Right Innovation & Betterment Foundation(儿童权利创新与改善基金会)发表了一则关于学校全面反霸凌政策的声明,指出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和《2001年儿童法》已为儿童保护定下方向,因此教育部推行的任何方案必须考虑现实,例如并非所有儿童都有手机,地域网络的稳定性、语言和理解门槛等因素也会影响他们的求助能力。因此,有关单位必须设立涵盖所有类型学校的全国统一反霸凌政策,而不仅仅依靠线上投诉平台。 此外,基金会提出三大诉求:制定涵盖政府、私立、国际与宗教寄宿学校的统一标准;设立可强制执行的要求,包括每间学校成立反霸凌团队、合格辅导员、清晰举报渠道、快速回应机制和安全记录系统;以及提供充足的资金和监督,用于增设辅导员与培训预算。声明指出,霸凌剥夺了孩子的安全和学习机会,因此,解决方案不能只依赖线上投诉平台,而必须由受训的专业人士在规定的时间表与安全空间里执行,并落实全国统一标准,确保每个孩子都能获得同等的保护。 赋权孩子:从倡导到实践 作为执业律师和CRIB基金会联合主席的Sri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儿童权利与保护议题,因为她坚信每个人都可以推动制度的改革。2016年,她和友人向律师公会提议成立儿童权利委员会,并担任联合主席逾两年半。期间,他们不仅推动儿童权益的社会倡导,还创立了The Talisman Project——一个赋予孩子成为倡导者的计划,为12至16岁的孩子提供儿童权利、儿童保护及相关议题的培训。 她说:“孩子在遇到困难时往往不会求助大人,而是向朋友倾诉。”因此,她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赋权孩子,让他们了解自身权利并学会应对。在营队里,孩子们学习倡导技巧和了解《儿童权利公约》,讨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议题,如网络安全和校园霸凌。“我们发现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过霸凌的经历,通过交流环节,他们会彼此分享经验,也学会如何应对。” 2018年,参与该计划的孩子主动拟了一份校园反霸凌政策草案,提出在校园公共空间设置“紧急按钮”,以便在目睹霸凌时能安全求助。2019年,这份草案收集到许多联署签名,原本计划提交到国会,却因政府更迭和疫情暴发而被迫搁置。 Sri指出,近年来有关校园霸凌的报道增长,意味着孩子们更敢于发声及懂得借助社交平台传播讯息。随着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近期会开始讨论相关议题,这份草案也成为了CRIB基金会倡议推动全国统一反霸凌标准的重要基础。 此外,她肯定教育部于2023年发布的《校园霸凌处理指南》,但也指出这仅适用于教育部管辖的学校,而独中、国际学校、私立学校和宗教寄宿学校,分属不同监管体系。“无论孩子就读哪种学校,政府都有义务保护他们。”这也是她呼吁政府制定全国统一反霸凌标准的目的,既确保所有学校严格遵守,也要建立申诉机制,让家长在校方失职时能够向仲裁机构求助。 谈到教育部设立的线上投诉平台SISPAA,Sri表示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许多孩子没有稳定使用手机的条件,有的家庭甚至几个孩子共用一台手机。”她也举例,偏乡地区的网络覆盖不足、家长对孩子使用手机的严格管控,以及语言与理解上的门槛,都显示线上投诉平台难以真正成为普惠的解决方案。“即使是8、9岁的孩子也可能遭遇霸凌,但他们未必懂得操作线上投诉的流程。” 从监控到教育 当孩子在学校遭受霸凌时,家长往往难以及时察觉,孩子可能会出于羞耻或害怕而隐瞒事情,父母也常因忙碌而少了与孩子深入沟通的机会。Sri强调,学校须建立多重保护机制,如培训老师识别霸凌迹象,观察学生的细微变化,例如身上频繁出现瘀伤、衣物损坏或情绪低落等。 “受害者与施暴者之间的界线并非绝对分明,许多孩子可能曾遭受霸凌,但为了自保而加入施暴群体。”她指出,社区能通过觉醒教育提高公众意识,将霸凌塑造成可耻的行为,而非彰显权力的手段,从而夺回霸凌者手中的权力。同时,社会也可以提供经费和人力支持,让更多学校得以推行类似The Talisman Project的项目。 对于教育部宣布在全国200所宗教寄宿学校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做法,Sri持保留态度。“CCTV只能用于事后取证,无法预防霸凌。施暴者完全可以避开摄像头,在监控盲区实施霸凌,而且许多霸凌行为已经转移到网络上。”在她看来,与其依赖监控,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和提高意识,才能真正减少霸凌事件的发生。 提到法律层面的问题,她表示目前只有《刑事法典》涉及对霸凌行为的惩处,而《通讯与多媒体法令》虽涵盖网络霸凌的部分,但整体仍显不足。她认为,如果政府能立法设立专门的仲裁机制,将更有助于政策的落实。不过,这一举措必须经过公众咨询,而非流于形式的说明。 “If not me, then who? If not now, then when?”这是Sri最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她说:“改变必须有人去做,而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推动改变的人。”在她看来,霸凌的影响远不止于校园,还会延伸到成年,影响工作、家庭甚至国家发展。她表示教育的意义是让孩子了解自身的权利,并赋权孩子,让他们不仅能为自己发声,也能在面对不公时挺身而出。同时,社会也应传递“杜绝霸凌,鼓励善良”的讯息。 相关稿件: 【校园霸凌/01】霸凌频酿悲剧 谁来守护校园安全? 【校园霸凌/02】霸凌隐藏权力关系 辅导员:须关注双向创伤 【校园霸凌/03】营造友善校园 守护孩子远离霸凌 【校园霸凌/05】从预防到追责,如何用制度守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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