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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7小时前
5天前
1星期前
2星期前
2星期前
3星期前
(居銮18日讯)“太太是位坚强的人,哪怕她病了,也让我勇敢往前去拼,不要担心。” 马哥打州议席补选竞选期进入第5天,国盟候选人莫哈末海占首次透露家庭情况,太太罗希玛(58岁)早前因血液细菌感染(Darah Kuman)送院接受治疗,至今仍未出院。 “太太已入院16天,目前情况稳定,在补选期间,她不停地给予我鼓励,希望我往前冲,使我能安心在家庭与补选两方面取得平衡。” 莫哈末海占今日巡视位于居銮卫星市3/3路的5人足球场(Futsal)后,接受媒体访问时,作出上述表示。 该球场荒废多年,场内多项基础设施因疏于维修,足球门框、篱笆等设施破损不堪,连进出的大门都没有锁好,场外杂草丛生,环境恶劣。 莫哈末海占住在当地已有8年,他发现平日傍晚都有不少小朋友到该球场进行球类运动,尤其场内生锈的篮球架及体育设施存在安全风险。 他承诺,若他能在补选中胜选,将加快提升该球场的速度,并免费开放给民众使用。 此外,他也承诺透过增设更多快体育设施,大幅度提升本地青年体育水平,让他们也有机会出国参加体育赛事,为国争光。 针对媒体提问“坊间流传伊斯兰党没有前来协助此次补选”时,他表示,该传言子虚乌有,现场有不少党员来自伊斯兰党,自提名日后,他们一直都有前来助选。
1月前
2月前
母亲的视力被“薄雾”笼罩已有一个月,直到她感到阅读越来越吃力和夜晚看不清路牌,才察觉不妙,主动向我透露视力模糊的困扰。我凑近细看她的眼球,她把眼睛睁大,逗趣模样让我想起小时候写错字她最常讲的一句话:睁大眼睛看清楚点。她微微忸怩,须臾,便问我有看见白色的膜吗?我忍不住调侃她说已经“熟了”,害怕吗?她举起有柄的镜子,眨动左眼,食指腹将眼睑向上拉,低声争辩:“黑白讲,你又不是医生。” 幸好她让我知道这件事情,而不是道听途说胡乱买眼药水滴一滴就好了。检查的结果,母亲被诊断患有白内障和青光眼。白内障是逃不过的,她心里有数,却没想到青光眼这小偷也悄悄地盯上了她。母亲笑笑,重复地告诉医生她不可能有青光眼,强调只是视力模糊,还纠正医生那是白内障。同时,她频频望向我想得到我的认同。余光里我感到她投来的焦虑,青光眼也不在我预想之内,可见小偷不会预先通知你:嘿,我要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医生说只要有定期检查眼部,就可以早发现匿藏在眼睛里的偷光“小偷”。早发现,早治疗,你说对吗?她目光犀利,像回力镖打回到我身上,又像发现了我瞳孔里的秘密似的,让我惴惴不安。 医生建议母亲做白内障手术,而青光眼需要开始滴眼液治疗。母亲一听到动手术,就从椅子上惊慌地站起来,因受到那些根深蒂固的不实之说影响,“手术”两个字让她有不吉利的联想。医生巨细无遗地向我们解说手术过程和风险,母亲心不在焉,我呢则寻思着法子让她接受治疗。顷刻她又笑脸盈盈地问医生几时可以做手术。 担心术后麻烦家人 我无从揣测她的心思,到她说几天没洗头也没关系时,才理解她担心的是手术后静养的日子会带给家人不便,但一想到延误治疗带来的严重影响,那就长痛不如短痛吧。 手术安排在下午,医生为母亲检查后,她就闭目休息,不理睬我了。我倾听着她的呼吸,最后耐不住静寂带来的不安,在她耳畔一面碎念家常,一面细细端详她脸上的变化。只见皱纹都顺着纹路散开,眉毛舒展,并没有凑集在一起,看似心情不错。不过母亲一向善于隐藏担忧,伪装的功力可是练了四十多年,藏着掖着的情绪,最令人惆怅。 不知过了多久,护士探头出来唤叫母亲的名字,我听见她轻轻吐气,安慰我说小手术而已,十几分钟就结束,手术后她就可以看世界了。我拍拍母亲的手掌,温温的,劝她别紧张,说得自己心虚起来,毕竟每个人害怕的事物不一样。 副刊还没看完便听见母亲和护士有说有笑地走出来,她左眼戴着保护罩,自嘲成了独眼龙。我们坐在长凳上等待领取药物时,我好奇问她手术时她在想些什么呢,她说想着即将要去北京旅行的行程,刚到八达岭就被医生唤了回来。我真佩服母亲随时可以调整心态至平静的状态。 一天吃过晚饭后,母亲坐在餐桌上瞅了我一眼。她眨眨眼睛,我问是眼睛不舒服吗?她睨了一眼云石餐桌,缄默不语,摸了几下桌面才问道:“为什么多出几道划痕了?” 我把脸贴近餐桌,问在哪里?母亲居然不悦地说:“睁大眼睛看清楚点。”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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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前
3月前
(新加坡15日讯)主仆情深13年,甚至把她当成女儿!女佣患脑癌,好心雇主不仅帮忙付7万元(新币,下同;约24万3789令吉)医药费,还请了另一个女佣来照顾患癌的她。 《新明日报》报道,雇主陈代美(60岁)与她来自印尼的女佣普尔瓦蒂(50岁)相识超过15年,瓦蒂则为她打工了13年左右。 陈代美昨天受访时讲述了瓦蒂病发前后的经过。她指今年大年初一,瓦蒂本想为她泡咖啡,但头疼得直不起身。“瓦蒂平时不娇弱,当时我吓了一跳。” 她说,那天是周末,她的丈夫李于靖(58岁,电信公司高管)把车开去教堂做礼拜,所以她打了好几通电话,丈夫才意识到情况紧急。两人随后将瓦蒂送往中央医院急诊部。 “瓦蒂脑中有颗2.9公分的肿瘤,位置很深,情况危急。她入院第二天因脑压过高做了开颅手术,后续还有一次手术、电疗和化疗。” 陈代美指出,瓦蒂的总治疗费用约13万元(约45万2751令吉),其中6万元(约20万8962令吉)可向保险索赔,剩余的7万元由她和丈夫支付。 她指瓦蒂现在病情严重,她于是请了一名缅甸籍女佣来照顾瓦蒂,同时帮忙打理家务。 继续给女佣发薪水 接家人到狮城望她 继续给她发薪水,也把女佣家人接到新加坡探望她。 瓦蒂昨天用印尼话向记者表达了对女雇主的感激之情。她透露,因为女雇主相信人在生病时最需要家人的呵护与陪伴,所以在她第一次开刀后,女雇主便将她的哥哥与丈夫接过来新加坡,让他们在家中住了一段时间。 后来瓦蒂的丈夫和哥哥回乡过年,之后她指女雇主又再次将她丈夫接来新加坡。且这段期间还继续给她发薪水。 陈代美表示:“我知道家人的陪伴与支持是很重要的。我父亲生病的那段期间,恰逢疫情暴发之际,我很遗憾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去台湾看我父亲。” 女佣回印尼结婚 女雇主出钱办婚礼 当年女佣回印尼结婚,女雇主还出钱为她办婚礼,女佣称对雇主无以为报。 瓦蒂指出,陈代美十分疼爱她,甚至把她当女儿。她指2012年回乡结婚时,陈代美也特意一同飞到她的家乡东爪哇待了5天,见证了她的婚礼。甚至还出钱为她办乡下最豪华的婚礼。 当记者问陈代美为何如此对待瓦蒂时,陈代美表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她能力范围内,而且是微不足道的。 “我小时候看到外国修女和神父如何放下一切,去异国帮助弱势群体,直到生命尽头。这一场景至今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我也是一名基督徒,我希望将这种爱传扬下去。”   陈代美也对中央医院的医疗团队表示感恩,称医护人员不仅医术精湛,还鼓励瓦蒂保持乐观,早日康复。
4月前
4月前
4月前
你是否想过自己的人生会突然停摆? 那些年,生活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无法前进。 2021年,我从未想过这样的事会发生。像是掉入了一个黑洞里,我完全失去了生命力,每天卧床不起,什么都没做却还是好累……好累……好累。每一口呼吸都好像要用尽全力,每走一步都好像拖着一个沉重的巨石。那时候即使饿到胃痛,都吃不下饭,食物一放进嘴里就想吐出来。糟糕的还不止这些,还有没日没夜的悲伤与哭泣,随时随地的焦虑恐慌,没有缘由的胸闷头疼,还有我无法言说的黑暗。 是无助且绝望的,我根本不知道凭我自己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我知道这可能是心理问题,所以我最后还是去看了医生。拿着取药单,看着诊断的那一栏写上了“MDD”(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重度抑郁障碍),老实说当下也有轻松的感觉,因为我知道我是真的生病了,而不是“矫情”。 当时候我连简单的刷牙吃饭,睡觉起床都做不到了,更何况是好好上课和学习。所以我被迫放弃全额奖学金退了学,好好养病。我开始了在医院精神专科复诊和心理治疗之间来回奔走的日子,每天都需要吃抗忧郁的药物。但是日子依旧没多好,药物没那么快见效,每一次的心理治疗更是一场消耗脑力与体力的考验,扒开内心深处的痛,情绪的反扑都是真真切切的,但依然要顶住每一次去了解察觉更多自己的内心,学习处理情绪的技巧。 好在日子过去,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起效了,但是我的睡眠比之前好了,食欲回来了。虽然情绪和活力好像还没完全恢复,不过至少日常生活可以继续下去。 就这样停下了一年,感觉一切都挺稳定,我总觉得自己该向前走了。我到了外地继续升学,重新回到校园。我总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甚至是可以做好的。但现实是大学的快节奏压得我喘不过气,需要和人合作交际的小组作业是我最大的压力,我追不上,但是我生怕自己会拖累别人。我每天都过得很紧绷,睡前我都要规划好隔天一整天什么时候要去哪里?要做什么?这么做不是因为自律只是因为想减少焦虑,怕自己迟到怕自己做不好,甚至是担心去食堂太多人会来不及去上课,而选择随便吃两口面包应付过去。可想而知这样的生活,不到两个礼拜我就崩溃了。那一晚,我翻出了所有的药,差点打算一口吞下。我复发了,隔天我就又回到了医院继续看医生拿药吃。 感觉自己就像是中了风刚痊愈,要重新学走路的人一样。复学后,我也好像瘸了一年重新站起来学走路一样那么困难,却不会被人直接看见,在忙碌的大学生活中,还要特地抽出一点时间治疗看病,真的很无奈很累人。坚持了一个月,还是再次被打倒了,又开始不想去上课,就算努力爬起来去了也无法专心,甚至直接在课堂上偷偷流泪,最后只能又选择了休学。 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最后却都好像半途而废,没有一次坚持下去,是我太容易放弃了吗? 可是那些感受都是真实的,那些害怕,那些恐惧,每一次就像回到了受创的当下。我的灵魂碎片好像被遗留在了受创现场,我一直困在那里,我的人生卡住了。我意识到若要继续往前走,我应该解决的或许就是创伤,可是那时候已和当时的临床心理师沟通了将近一年,二十多次的治疗,感觉一切也卡住了。好像他能帮我的就是那么多了,接下来的问题无法再帮助我,所以我停止了和他的心理治疗。 后来的日子,并没有停止前进,自己看书,查看更多资料,在和学校辅导员的几次咨询中也持续察觉自己的内心,学习安抚因为陷入闪回而恐慌的自己,继续“摸爬滚打”,尝试更多事物,找寻热爱,努力获取快乐,尽力过好生活。这样一个人的日子,安稳地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准备好复学,也不能再继续耗在学校宿舍增加家里负担,2023年3月份我退学回到了家乡。 这时候我距离SPM毕业已两年多,看到以前选择读中六的同学过几个月也要毕业了,选择升学diploma的也已读了一半,那些直接出社会打工的也赚了两年的钱,累积了经验,而我呢?这两年多不是什么都没有付出,到头来却还是白忙一场,还是只有一张SPM文凭。 每当我在社交软件上看到朋友的近况、大学同学的校园生活,我都好羡慕也感觉很无奈,也对自己感到愤怒。为什么我的人生就因此比别人晚了好多步,可是这已然是我必须接受的事实。 要走出悲伤 就要走进悲伤 我一直持续寻找合适自己、或许能帮助自己的临床心理师。经过医生的介绍,时隔半年我重新开始了心理治疗。这一次我清楚知道自己的需求和目标,在第一次见面时我就直接询问心理师会采用哪些治疗方式,收到答复后我也决定了和她尝试合作进行治疗。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对自己最有帮助且最有效的是哪件事,药物、心理治疗、身边的人抑或是我自己想开了?但我想,无可否认的是这一切都出于我自己,是我自己主动寻求帮助,是我愿意和身边的人沟通,是我自己努力去了解更多,是我勇敢,是我坚强,是我常常想放弃但都没有放弃。一直以来拼尽全力治愈拯救自己的人,一直都是我自己。 2024年的今天,我依然持续看医生复诊和进行每一到两个月一次的心理治疗。但是我明确地感觉到现在的自己比以往变得越来越好,我的人生渐渐开始有序了。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改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开始运动。虽然暂时还是待在家,但也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打算,规划好金钱学习理财,准备自己上网学习新的技能知识,增强自己的能力。情绪上也相对稳定,悲伤低落是难免的,但一切都在可控的范围内,也放下了很多对自己的期望,这些期望抓得太久了也会变成一种执念。我可以拥抱自己的一切状态和心情,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是我唯一的目标,这是一种当下的力量。 这些年的经历真的很难用几段文字说完,但如果这段旅程以我做过的治疗与咨询去划分,那我想,第一阶段治疗更多是处理当时的症状,也学习面对情绪的技巧等等;第二阶段,开始可以去面对内心的创伤。我依稀记得第一次见心理师,他告诉我:“要走出悲伤,就要走进悲伤。”我开始走进了我的悲伤,仔细触摸我的伤口,去清创、消毒和包扎,这过程真的很痛但我走过来了;第三阶段也就是现在,是放下了执念,是学习共存、接纳、允许和过好现在,开始有意识的去过生活,找回失去的生命力。 或许这一切在社会眼中看起来很荒谬,两年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家,没有上学也没有工作。我的人生的确不像一般人的秩序,按部就班毕业,升学,找工作就业,成家等等,但是我也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有时候失序的人生其实就像是一团打乱的线球,纵横交错,一团乱麻,好像我们总是理不清头绪,但是当我们找到其中一段线头的时候,就可以顺着这根线头一点一点打理好这种失序。或许有时候看似走得很慢,改变得很少,但是请不要焦急,允许自己勇敢,也允许自己逃避;允许自己躺平摆烂,也允许自己突然想做些什么;允许自己开心,也允许自己不开心。因为最重要的是能够好好过下去,至于未来还会遇到什么结,到时候再想办法解开也不迟。 音乐继续播放了,我又可以开始与生活共舞了。
4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