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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从来没想过,作为一个平时懒得出门的人,我竟然会为了搜集资料,甘愿驱车来回奔波一百二十多公里。细细一算,自今年4月以来,我已经这样做了6次。 最初在采集家乡范围的资料,面临困难时,一位朋友建议可以到国家档案局(Arkib Negara Malaysia)尝试看看,我一听,一方面抱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对这个地方毫无概念,不知道从中可以得到哪些资料?无奈情势所迫,无论多麻烦,无论多焦虑,我还是登录了官方网站了解情况,再拨电询问了解程序后安排好假期,“拖”着一个朋友一起出发。 犹然记得,首次抵达位于端姑哈林路的国家档案局时,环顾四周,仿佛置身于学府之中。这种氛围让我回忆起学生时代的宁静,跟踏入职场后的忙碌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停车场到位于2楼的考察大厅(Dewan Penyelidikan)只需步行一小段距离。考察大厅比公共图书馆的规矩要严格得多,进入考察大厅的第一步骤是必须先在官方网站注册一个账号。若是访客未注册,那么可先使用服务柜台旁的电脑注册账号,再回到服务柜台。此时,当职的官员会了解访客的代表单位以及考察目的。完成后,访客会获得一张考察证,正式成为考察员。此后的每次拜访,从通行大门外的保安亭到考察大厅的入口,乃至所有与资料相关的事务,均凭此证处理。这张考察证,开启了我之后堪称疯狂的采集旅程。 为了保护国家档案,考察员只能携带考察证、笔记本、铅笔、簿子和小钱包进入考察大厅,其余的物品包括手机和水瓶一律必须存放在储物柜内。若要饮水或者查看手机信息,只能来回出入。 大厅内宽敞明亮,每个座位都备有插座,唯一不便的就是室温低,因此我必备披巾才有办法御寒。几次探访下来,我观察到这里的访客大多是大学生和学者,他们为学术论文而来,而我这个“自讨苦吃”的考察员,能感受到自己和他们有点不一样。 为了节省时间,我几乎每次拜访国家档案局前,都会在家透过官网预定5份材料,方便抵步后即可翻查。考察大厅的电脑,则是供考察员在现场搜索档案,现场申请借阅用的。透过系统预订后,柜台会在一小时之内准备材料,直到你听到官员呼唤名字就可前往柜台索取。 旧档案繁多且复杂,因此搜索时输入合适的关键词显得尤为重要。寻找早期的中文资料时,我需要预想标题是以各种方言拼音转译而成的英语,而早期的文件不知道是打字机还是人为疏忽,总有不一致的拼音,稍微一个字对不上,就无法与系统的档案标题匹配,加剧了我和同伴的搜集工作的难度。 找对档案资料却不完整 其实在搜索档案标题时,我们是无法得知档案内的所有内容的。因此每次翻开档案就犹如一次探奇。当我们找到想要的资料,那种兴奋感不亚于见证古物出土时刻。 找到对的档案是一回事,资料是否完好又是另外一回事。有一次同伴找到一份资料,我们需要的那一行字正好在对折处,旧时代的印墨品质不佳,字迹已有些模糊,再加上纸张历时已久有点“弱不禁撕”,当下令人哭笑不得的挫败感油然而生。 若遇到特别厚的档案,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只能用金睛火眼扫描,凭借直觉和对资料的触觉,将认为可能需要的部分列为复印名单,待取得复印本后才在家慢慢研究参考。 除了旧档案,国家档案局也提供旧报章借阅。为了保护成叠的旧报纸,有关当局会把一个月份的报章整理成叠并安装钉架。当考察员借阅时,就会附配一台设计牢固的阅读架。而我们所借阅的中文报是大幅格式,因此装钉好一个月份的报纸分量,显得尤为壮观。阅读时,需要把一整叠报纸摆放在阅读架上,站着阅读,然后开启考眼力大赛,在茫茫字海中找寻所需的新闻。而好气又好笑的事情也发生在翻阅旧报纸上,同伴想阅读某个日期的报纸,结果就那么地巧,那块报章板损坏了,需要等待修复才能借阅。 又有一次,我找到的档案属于个人档案,由于缺乏经验,尽管我在官网预订了,但是抵达后才被告知此类档案需要出示当事人的身分证,或者证明自己是该档案主人的直系亲属才能借阅,若当事人已经去世则需出示死亡证。吃了这么一遭闭门羹,难免心有戚戚,毕竟那个档案是解答疑惑的关键。 每一次的搜索可谓分秒必争,无论是一个人或携伴,我都会牺牲午餐时间,毕竟要去一趟不易,所以想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搜索到最大量的有用资料。在没有佩戴手表,也禁止携带手机,身处不见阳光环境的情况下,只能依赖电脑上的时钟知晓时间。那电脑上的数码时钟,于我而言就像是催命倒时器,即时我一直抬头关注,尽量管理时间,但每次总是用到最后一分钟! 考察大厅在下午4点30分关闭,所以每每到了下午4点钟,柜台的官员便会开始按桌铃提醒,从倒数30分钟到倒数10分钟,每一次按铃都加剧我的焦虑。这30分钟内,我都忙着将所要复印的资料整理好,再一一填入表格,分秒不敢浪费!复印好的材料无法即时得到,需要3个工作天以后才能领取,这也是我和同伴感到心累的原因,但规矩如此,亦无可奈何! 每次走出考察大厅,拖着辘辘饥肠,我都感觉自己快虚脱了。同伴也感慨:怎么找资料,找到好像在打仗? 这段日子以来,我常感慨地对知道我所进行的项目的朋友说:这些文件,原本就在我们家乡生成的,却经过10年、20年、30年,甚至100年的时光旅行后,储存在国家档案局。如今,我大老远赶来,却只能摸一摸它们,又无法带走,而且只准带复印本回去!” 听着我这煽情的论述,朋友们都哈哈大笑。
1月前
2月前
3月前
5月前
6月前
7月前
主要数据库(PADU)系统于本月2日正式上线开放让民众注册以及填写各种资料,以方便政府整合人民的收支详情,继而简化以及更有效率地发放津贴给有需要的人民。 这本是政府致力于推动数字化的其中一项重要系统,可是这项系统一上线却因为各种漏洞以及安全隐忧而面临铺天盖地的批评。负责此系统的经济部长拉菲兹也不停地在回应各方的疑问以及减少人民对此系统的疑虑。 在我看来政府除了需要修复安全漏洞以及解决系统之外,另一个更加需要加强的是对PADU系统的宣传力度。 经济部长拉菲兹一再强调这项系统的重要性以及不会延长注册期限,可是民间反应却不太乐观。政府估计系统上线的两天时间内将会有60万的国人注册账号,可是这对比我国18岁以上的人口,可以预见在3月31日时的注册率将不可能达标了。 目前来看,除了政党人士以及公民社会运动团体比较积极响应以及回应PADU系统之外,民众普遍都不太关心。在城市生活比较容易接收资讯的群体尚且如此,更妄论那些在乡区生活、工作、退休长者。 因此除了在媒体上大肆宣传之外,相关部门也应该走访各区,配合地方领袖、团体,向当地居民解释这项系统的用途以及鼓励大家注册。 我发现身边一些向来不太关心时事的亲友几乎也不了解这项系统的用途,也没有意愿想要去注册账号以及填写资料。在我向他们解释之后有意想注册的人也不多,多数人都表示还在观望中,等注册期限即将结束前再做打算。 会发生这种现象追根究底还是大家对政府信心不足,担心资料外泄或者填写资料之后会被内陆税收局特别重点关照。 除此之外,PADU系统目前只有国文界面,对教育程度不高的长者而言要填写完整资料也是一项挑战。希望政府能考虑增加英文,中文以及泰米尔文的界面以便能鼓励更多人民积极填写资料。 最后,我在此呼吁各位读者请尽快注册PADU账号以及填写资料,当个负责任的好公民。除此之外也能避免被政府之后新的补贴或津贴政策所遗漏。   更多报道,请留意星洲日报、星洲网。
11月前
(柔佛7日综合报道)为了更精准地发放补贴,政府推出主要数据库(PADU),让民众从1月2日起进行线上注册,然而,PADU的安检系统却破绽百出,批评声浪不断。 星洲日报《大柔佛》社区报在各区展开的访问显示,大部分柔州子民都认同PADU的出发点,但因为涉及很多个人资料,加上不断传出安检问题,让人有所顾忌及采取观望态度。 受访民众认为,政府应提高PADU的安全性,改善不足之处及透明化系统的运作方式,确保不会发生个资外泄,才能让人安心填写。 有民众指出,政府应该加强PADU的宣传,简化填写的程序,并设想更周全,包括派员帮助乐龄人士及弱势群体填写资料。 不过,也有部分市民认为所得税局已有相当完善的纳税人资料,政府无需再推出缺乏实质作用的PADU,加上对该系统安检没有信心,所以不打算填写,除非迫不得已或政府强制规定。   ●麻坡市民郭晓峰(48岁,上班族)认为,政府其实可以从现有的系统或部门,如税收局处,得知国人的收入状况及开销等个人资料,无需再设立主要数据库来要求国人注册。 他认为,PADU无法看出国人的实际开销,也无法真正做到精准补贴,就如汽油补贴或其他食品津贴,毕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他表示,政府若要取消津贴就直接取消,让人民自己想办法应对,无需推出主要数据库。 “我不打算填写资料,除非是强制性的,因为就算我们如实填写,也不会得到什么东西。”   ●麻坡市民李毅威(37岁,自雇人士)表示,主要数据库需要填写各种资料,确实能比较精准地做到针对性补贴,但是,基于所要填写的个人资料太多,让他有所顾忌。 “我在意的是这个软件的防火墙和安全问题,担心会发生个资外泄的事件,所以我目前是采取观望态度,之后才决定是否要填写。” 他也认为,通常会主动填写的是想要获得津贴,估计收入可观者一般不会浪费时间,因为就算填写后也不会获得任何东西。   ●来自东甲县砂益的居民锺金华(78岁,退休人士)表示,PADU的用意是好,但政府必须确保其发挥真正作用,达到针对性补贴的目的。 他认为,政府应该顾及乐龄人士、弱势或残障群体,若这些群体不知道PADU的存在,或不懂如何填写,是否就无法获得补贴? 他坦言自己不懂得使用电脑,所以会先参考别人怎么做,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如果可以不用填写,就不填写;如果强制性的,我才会找人帮忙。”   ●新山民众严居汉(41岁,升学中心业者)受访时表示,在大环境下,数码化是一个趋势,政府通过数码系统掌握大部份国民的经济状况,未来可更有效率针对性协助有需要者。 不过,他说,基于系统刚推出,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因此,他本身尚在观望,仍未输入资料。 他也说,身边的亲友也持相同看法,忧虑若系统不完善,恐出现个资泄漏问题。 他透露,大家皆认为需待系统变得更完善、安全和稳定后,才上网输入资料。   ●新山民众林思凯(21岁,大学生)建议政府透明化资料库的运作,包括由政府哪个部门保管资料库的数据,各部门调用资料的使用权限等。 林思凯在系统推出当晚花了约半小时填报。他指出,有个项目强制填报收入金额,但他是学生,并没收入,最后惟有填写政府发出的电子钱包100令吉,才得以“过关”,这方面有待调整和改善。 另外,他也发现系统所需输入的细项超过50个,填报者需掌握基本的马来文程度,以及懂得简单的电子输入。 他因此提议政府另外推出实体表格,通过福利局或所得税局,到甘榜或新村设立流动柜台,协助年长者填报资料。   ●新山民众陈心坚(60岁,教育工作者)认为,这项系统对国家有利,除了更有效协助和发放补助金给弱势群体,也能杜绝冒领补助金的事件发生。 陈心坚提到,当局应提供一个机制,让民众可弹性修改和更新已呈报的资料。 他举例,民众在填报时,可能已失业一段时间,数月后顺利获得聘用,经济状况已有所不同,当局应关注这方面的情况。 他也建议当局简化填报步骤,或设立中心,或安排政府人员协助不谙马来文者、老年人、弱势群体填报资料。另外,当局也需加强监督,以免某些人混水摸鱼。   ●居銮民众陈伟忠(70岁)表示,若当局规定必须填写该系统才能领取各项政府援助金,他会选择进行填写。 他指出,自己是乐龄人士,必须等待孩子协助上网登记和填写,因此目前尚未完成相关程序。 陈伟忠表示,希望相关系统不需要填写太多复杂或深入的资料,尽量简化以符合民众对安全性上的顾虑。   ●峇株巴辖民众张富强(31岁,保险业)认为,由经济部研发的“主要数据库”用意是好的,政府在提供援助时,能够更清楚掌握需要帮助的目标群体。 “我觉得这个数据库蛮重要的,有了这个数据库,政府若想帮助特定群体如特殊儿童,流程就会比较系统化,至少有了这个平台,会比较容易找到他们。” 不过,他表示,现在诈骗案众多,也有不少骗取个资的不法网站,因此政府在推广主要数据库时应加强宣传,让民众清楚了解这些资讯,大家才不会抗拒到网上填写资料。   ●峇株巴辖民众张芝娟(63岁,退休人士)认为,政府在推广主要数据库时应设想得更周全,比如应该在各地开设流动柜台,协助不谙电脑的民众填写资料及解决他们的疑问。 张芝娟也是峇株巴辖爱心之家主席,她说,许多B40群体及单亲妈妈等工作忙碌,受教育程度也不高,加上担心填写个人资料会泄漏隐私,要他们自行填写资料其实不容易。 “很多人都怕填写的资料会外泄,又不清楚PADU的作用是什么,所以政府应该加强宣传,并且回答人们的疑问。”   ●峇株巴辖民众戴女士(62岁,书记)表示,她这几天不时看到主要数据库资料错漏百出的新闻,她对于主要数据库的用户个人资料会否外泄还存有疑虑。 她说,政府设立主要数据库用意虽好,但必须同时说明如何保护用户个资和隐私,以及详细说明填写详情,才能让民众放心,踊跃响应填写。 “PADU如果是一次性填写,我不会觉得麻烦,我之后会上网填,希望作为纳税人能获得政府给的一些补贴,包括继续享有燃油津贴。”   ●古来市民黄苟(71岁)认为,曾经被所得税局传召盘问,发现该局所拥有的纳税人系统资料相当完善,根本无须再填写。 他表示,不管是个人资料或其他,会出现破漏百出的问题是工作人员,资料的完善与否,也是工作人员说了算。 他说,就好像援助金,有些人通过政党的协助申请,虽然有高收入仍可获得缓助金,因此他没有打算会去填写。   ●古来市民张智雄(51岁)认为,PADU并不会带来实质效果。他暂时抱著观望的态度,不打算填写,就算要填也要等到系统完善后才会进行。 他披露,曾经进入的系统稍微看了一下,发现须填写的内容相当隐私,加上以往政府的网站都有出现泄漏的情况,让他对这项系统没有信心。   ●古来市民陈学顺(53岁)表示,未细读“PADU”的内容,除非真的不得已必须填写,他并不打算填写。 他说,就好像若不填写,就不能出国、不能更新商业准证或其他限制等,最终肯定会在无可奈何下进行。 “如今网络诈骗案件这样多,就算是不得不填写,我也会等到最后迫不得已的惰况才会处理。”
11月前
1年前
我们对华人新村不陌生,华人新村也几乎是一个快被研究透了的题目,但如果由外国汉学家来研究新村,他们看见的新村和我们认识的新村会不一样吗? 来自德国的学者瑞安,2022年10月来到马来西亚展开博士后研究,想要探讨新村在城市化过程中,空间与社会有怎样的互动。 经过两个月考察,新村给她的整体印象很好,只是有一点她不太理解: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搬离新村?如果从她德国人的角度来想,能够自己设计房子和拥有自己的院子不是很好吗? 报道:本刊 梁慧颖 摄影:本报 谭湘璇、刘永发 在德国人眼中,华语是一门非常艰涩难学的语言,他们常会用“华语”这个词来形容他们搞不懂的事,比如假如他们听不懂别人讲什么,他们就会开玩笑说:“你在说华语吗?我听不明白。”但同样来自德国的瑞安(Ryanne Flock)则不一样,她说得一口流利的华语,而且几乎没有外国人口音。 她对中文世界的最初认识是来自中文电影,高中时特别喜欢成龙和李连杰的功夫片,因为中文电影而迷上中文和中华文化。大约16岁还是高中生时,她就到家乡萨尔兰州的当地大学学了一个学期中文。高中毕业后,她决定报读汉学系。 报读汉学系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当时中国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许多人都跟她说学中文没什么用,劝她理性选择其他科系。后来她进入柏林自由大学和洪堡大学,修读汉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而这3种专业中,最让她有成就感的始终是汉学。 对研究城市化感兴趣 她的家乡是萨尔兰州的一个小镇,她说那里的生活有点无聊,所以很早以前,她就很想出国接触不同的文化,尤其是亚洲的华人文化。2003年,她第一次去中国自助旅行,之后到过扬州大学当交流生,读博时则在广州中山大学参与一项关于巨型都市的研究项目,总共在广州待过4年,目前在德国维尔茨堡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她对城市化议题很感兴趣,之前她在中国就是做这方面研究,例如研究上海的石库门里弄,探讨是什么样的人住在那里、那里社区是如何管理,社会和政治变化对里弄又会有什么影响等。如今,她也想知道其他国家的华人地区究竟面临着怎么样的城市化过程,而这就是她来到马来西亚和来到新村的原因。 “说实话,我之前没听说过新村。”她坦言,她以前虽然知道马来西亚有华人,但她其实不太了解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而她之所以知道新村,是之前有段时间在歌德——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大学担任课程协调员,通过大学里的东南亚学同事介绍,认识了马来西亚国立大学(UKM)的社会人类学家拿督山苏教授,山苏教授建议她去新村看一看。 生活气息浓厚 今年10月,她来到马来西亚,随即走访了吉隆坡增江新村、雪州沙登新村、安邦新村和仁嘉隆新村。 说起她对新村的第一印象时,她眼神变得发亮,因为她在新村看见的住宅文化,跟她在中国观察到的很不一样,例如,“我看到宗教角色在这里非常重要,很多拿督公,一进房子就看到神台、神桌,外面到处有小shrine(神龛),还有堂号,这些我在广州都没看过,这让我很好奇。” 虽然比起新兴住宅区,新村显得老旧,但对她而言,“我没想到什么落后,我想到的是fascinating(迷人),”其中一个原因是她喜欢有人气的地方,而新村正是这样一种社区。 另一个颇让她觉得惊艳的是这里的方言,因为她之前在中国做研究,一般人都说普通话,她来到新村才意识到原来方言在日常生活这么重要,这于她又是一件很“fascinating”的事,尽管她听不懂方言。 从德国人视野看华人新村 此趟来马来西亚,她逗留大约两个月,初期住过吉隆坡茨厂街、秋杰路等几个地方的旅馆,最后选择在增江新村落脚。她直言很喜欢增江这个地区,只是有一点她不太理解,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搬离新村,而不是更多的人住在新村? 不理解年轻人为何迁离 她说,近年在德国,越来越多年轻人离开城市,因为他们觉得城市住宅太多限制也太拥挤了。在她家乡萨尔兰州,居民跟房子的关系很紧密,大家都向往拥有自己的房子和院子。“从我们角度来看,你可以做自己的房子、设计自己的房子,这不是更好吗?而且一些新村距离市中心很近,我刚到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不是更多有孩子的家庭住在这里呢?” 另一点令她费解的是,很多马来西亚人当知道她一个人来做研究,都惊讶说“你很勇敢”,或者提醒她“小心一点”。她不明白为什么大家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要说注意安全,其实不管到世界哪个城市都需要注意安全,怎么她就特别勇敢了呢?后来她去问了一些居民,居民也并不觉得新村危险,可见不同人看事情有不同观点,她想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大家有不同想法。 经过这些日子以来的观察,她当然不只看到新村好的一面,她也大概了解新村面临垃圾、排污等民生问题。但不管怎样,她觉得整体来说,“我对新村的印象还是很好的。” 做研究的最大难题:语言不通 事实上,她在马来西亚的研究只是一个团队项目的一部分,那个项目是《从全球视阈看‘世界’的建构:对话中国》。她的研究尚属初步阶段,此行主要目的是搜集资料和田野调查,为了搜集资料,她不止一次来到星洲日报总社资料中心翻阅新村档案。 此行她收获颇丰,当她跟研究台湾的汉学家同事聊起各自的研究收获时,同事很羡慕她遇到那么多新鲜事,而她也觉得自己当初选择来马来西亚的决定是对的。 如果要说在马来西亚做研究遇到的最大难题,她认为是语言,因为一来她不懂方言,很难跟新村里的老村民交谈;再来她不谙马来文,看不懂本地的官方档案,所以她正在找语言学校,希望学习马来文,哪怕明知道不可能在短期内把马来文学好,她都觉得“至少应该看一下,先看有什么。” 尽管遇到的挑战不少,但比起以前在中国大陆做研究,她觉得在马来西亚做研究还是相对轻松,因为打个比方,当她向马来西亚人介绍她的研究项目,马来西亚人通常都能理解她在做什么,反观在中国,她说有些人的反应很冷淡,还说“有什么好研究的”。 12月下旬,她带着一堆关于新村的书籍和资料回去德国,希望2023上半年再来马来西亚继续她的研究。回想这两个月以来的收获,她微笑说:“我应该早点来马来西亚的。”   更多文章: 自由创作人林嘉嬿苦拼7年,创艺之花盛开 专业吉他手黄子达把音符刻在骨子里 少年足球踢向世界 桌游01/原来勤有功,戏亦有益…… 桌游02/玩一玩加深認識如身歷其境,紙上暢遊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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