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明的高度,不在于GDP有多耀眼,而在于我们如何对待最弱小、最无声的生命。
森州大臣在州议会表示,为解决流浪狗问题,将在马来区推行扑杀行动,并质疑非政府组织推行的节育与领养方案成效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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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敏感且粗暴的政策,竟未经过充分辩论与社会共识,便在议会仓促通过,令人深感遗憾与担忧。
这项政策的背后,暴露了我们社会对待“弱势生命”的基本态度,也反映出我们文明程度的真实面貌。
在文明社会里,政府如何处理最无声、最弱势的生命——如流浪动物、残疾人群、无家者——正是衡量其道德水平的重要标尺,这项政策也反映出州政府的道德水平及文化程度的堪忧。
流浪狗没有选票、无法说话,也无法为自己辩护,因此对它们的政策更应体现怜悯、制度治理与教育导向,而不是采取极端手段。
在这一点上,森州政府的做法恐怕无法及格。
扑杀不是管理,是懒政。必须指出,流浪狗问题并非森州独有,几乎全球城市都面临类似难题。有效解决之道在于多方面协作:加强公众责任养宠教育、规范繁殖与领养制度、实施绝育计划,以及完善流浪动物收容与送养机制。
单靠扑杀,既无法从源头遏止问题,也无法长期见效。你杀掉一批狗,只要资源环境仍然适合生存,新一轮流浪动物仍会出现。不断重复这种“看似有效”的手段,不过是以杀止弊、以暴制乱,掩盖治理失能。
这不仅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也是对制度的懒惰。地域性执法,易引发族群误读;更令人不安的是,政策特别强调“马来区”作为扑杀的施行范围。
这种作法不但未能体现治理的公平与理性,反而可能引发族群分化的负面联想——仿佛在马来区的流浪狗就该被杀,非马来区则可幸免。问题是,流浪狗岂会分清区域与种族?它们不过是在城市间挣扎求生的无辜生命。
政府若在执行时出现选择性执法,势必加剧社会误解,甚至激化种族对立。我们过去已有太多教训,不该再走回头路。
纵观历史,社会对弱者的标签与歧视,往往是一场悲剧的开端。
纳粹德国曾推行“安乐死计划”(T4行动),以“无价值生命”为名,屠杀无数精神障碍、残疾人士。他们无法抗辩,也不被当作“完整的人”,便成了体制下最先被清除的对象。
在古印度,贱民阶级被视为“不可触碰”,在社会体系中毫无发言权;在美国黑奴时代,非裔甚至被定义为“财产”,可以被买卖、惩罚,甚至任意杀害。
这些历史都揭示同一个事实:当一个社会允许把某群体标签为“低等”或“无价值”,并默许对其施以暴力时,那条人性底线便已经崩塌。
今天是狗,明天是谁?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对流浪动物的态度,是社会整体价值观的一面镜子。
若一个制度容许“无声者”在未被审视的前提下被剥夺生命,那么当类似的逻辑蔓延,是否也会波及其他边缘人群——如无家者、移工、贫困老人、病弱者?
我们不能因为流浪动物无权表达、无法抗议,就默许对它们实施粗暴的处理。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也作为一位普通公民,我不要求所有人都成为“爱狗人士”,但我们都应该成为懂得尊重生命、坚持制度治理的“文明社会建设者”。
我也呼吁民选议员们——尤其是那些沉默不语的议员,请履行你们的监督职责。社会不需要更多“便利而粗暴”的应对方式,而需要负责任、可持续、具人道精神的政策设计。
森州政府应立即暂停相关政策,倾听民意,重新评估处理方案。愿我们真正建构一个对生命有基本敬意的社会,而非沦为数字治理下的“冷血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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