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长河，溯源之行》系列-第四章（中）| “青运之父”-萧隆兴 带动青年参加国家建设

在国际青年峰会中，让萧隆兴心中那股热劲彻底燃烧起来，成为了促成大马青运诞生的一个重要因缘。他以大马青年理事会副总会长的身份代表出席会议，见证了青年是这些新兴国家的领导中坚份子的事实。这些国家的青年职工运动直接参与政府的各项建国活动，无论是在社会福利和教育，还是国家经济就业机会等各方面，青年们都是相关政策的重要决策人之一。

这一切对萧隆兴而言，犹如当头棒喝。他回国之后，便立即与一班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讨论与策划，全面投入创办工作。最终在1960年，“马来亚青年职工运动”（简称青运）正式成立。在创立期间，得到了世界青年大会及大马青年理事会的协助，以芙蓉作为根据地，创办人有陆建平、杨燕璋及陈驹腾等人。

青运创立之初，将重点著重在培训，1965年在芙蓉乔治五世中学举办的研讨会最具规模，参与人数大约50人，而且荣获青年职工运动开山鼻祖德国的菲迪斯瑙曼基金会（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的联办与交流，让大马青运获益匪浅。

这场研讨会举行了11天，探讨了许多课题，例如青年职工与社会、经济及政治转型的互动、青年失业问题、职工福利、青年与民主、教育、职工训练及白领阶层所面对的困境等。

萧隆兴也在研讨会中特别强调：“我国青年必须努力寻求彼此间更多共同点，以团结一致，这是青年职工运动的目标之一，但我们不必刻意隐藏之间的差别来达到团结的目标。我们要做到的是以平等与互相尊重、接纳为基础，发扬团结的意义。我们要青年们明白，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大家的问题，不是一个族群的个别问题，这些问题也无法以个别族群的力量解决。”

与此同时，由印度国大党主席敦善班丹（Tun Sambanthan）所创始的合作社运动在印裔民族中获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个消息让萧隆兴带来了一个灵感，认为华人对合作社的概念应该觉醒。

同时，他也察觉到必须加强青年职工们的经济基础，提供他们投资的机会。于是在一次的马华公会中央会议中，他提出了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华人合作社，却未能获得马华中央领导层的接纳，甚至不予重视。

萧隆兴在失望之余，仍决定在芙蓉配合一群好友，在党外发起成立一个名为马来亚青年经济发展合作社的组织，英文章程由他个人起草，中文翻译则由陈驹腾负责。

于是在1966年12月，青运成立“马来亚青年经济发展合作社”（简称青经合作社），以集资与投资的概念让青年们参与国家经济发展。而青经合作社的第一项投资计划便是进攻农业市场，在获得森州政府的拨地与支持下，开始了种植本地水果及木薯。之后又种植黄梨、香蕉、辣椒、木瓜及西瓜等，而且也会邀请专人前来研究、探讨和交流，让青运上一堂宝贵的成长课。

巧合的是，在青经合作社获得批准的同时，担任全国马青总团长的拿督李三春也创办了“马化合作社”（Koperasi Serbaguna Malaysia Berhad）。在全国马青的热烈响应与支持下，短短数年便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庞大企业机构。

“马化合作社”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本身拥有各种有利的先决条件。反观青经合作社仅偏促于森州一角，无论人力财力都无法与“马化合作社”相较。加上当时也爆发了“513事件”，在极为恶劣的情势下，加上缺乏实际耕种经验，运输不便的状况，首次展开的种植计划也以失败而告终，使青经合作社陷入奄奄一息，停止之境矣。

这一连串的挫折，让萧隆兴受到打击，此后他意志消沉，神情颓废。幸得陈驹腾等人的安慰、鼓励及陪同下，使他再次振作起来。

虽然合作社陷入冬眠状态，但青运方面却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马不停蹄往前迈进。

青运的发展后来衍生至雪兰莪及马六甲，人数也逐渐增加。到了1972年，萧隆兴及一班中委开始意识到，“职工运动”这个名字是该组织的负担，因为当时的大马社会，普遍把职工运动与左翼组织联想在一起，因而对青年职工运动望而生畏。于是，中委们在1月11日议决，将组织易名转运，“马来西亚青年运动”（Young Malaysians Movement）也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