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德荣 | 为何一句温馨提醒,反而点燃众怒?


意外发生时,绝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疏忽。那对失去孩子的父母,除了责怪肇祸司机,心中恐怕也会反复拷问:若当时有为孩子准备安全椅,结局会不会不同?然而,世上没有“后悔药”,人生也从来没有“早知道”。面对这类惨烈的事故,最撕心裂肺的,必然是失去孩子的父母。
如今进入追责阶段,肇祸司机的不负责任理应受到制裁,其雇主公司也难辞其咎。但问题随之而来,执法单位是否也能依据 2020 年的儿童安全椅法规,追究家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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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索一番后发现,交通部在 2020 年起已推行相关条例,所有12 岁以下、身高不足 135 公分的儿童,乘车必须使用儿童安全椅。翻查当年的新闻,2019年时任(也是现任)交通部长陆兆福就曾强调,措施上路初期,政府会“以教育为主,不会立刻处罚”。
五年过去,这项法规的成效如何?它究竟挽救了多少儿童生命?交通部是否有具体数据,显示多少孩子因未使用安全椅而不幸丧生,或因而承受严重伤害?这些才是交通部长应在记者会上拿出的整体性资料,而非仅凭单一悲剧个案来重申提醒。也因此,公众情绪才会显得格外强烈。
毕竟提醒方式可以有很多种。比如交警鼓励骑士戴安全帽时会举办“旧换新”活动。同样,交通部可否与 NGO、儿童安全机构、车商合作,在重点地区推动“儿童安全椅赠送计划”,或提供补贴、分期付款、租借等机制。这样的做法,比事后提醒更有说服力,也更能获得民众认同。
常看港剧或法务片,总会听到一句话:“法律不外乎人情。”解读方式虽多,但最直白的理解是——所有法律的制定,最终仍绕不开人性。法律的存在,本是为了吓阻罪案、防范悲剧。若悲剧已然发生,犯罪者当然要承担责任;但对受害的一方来说,他们已经付出了远超过任何法律可追究的代价。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去“事后诸葛”,甚至在伤口上撒盐,又有多少意义?
因此,公众的愤怒其实有迹可循。也许他们没有部长们那般高尚的角度,但换个角度看,也未必没有道理。部长希望透过案例提醒大众,避免悲剧重演;而民众担心的是,如果哪天这场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国家是否也会转头责怪受害者?说到底,部长也好,愤怒的民众也罢,只是各自站在不同位置看同一件事,谈不上对错。
对于失去孩子的家庭,那是生命无法挽回的代价;而对于部长而言,真正的风险是形象受损。许多愤怒的民众未必都有孩子,但他们的声音却在塑造一种印象:部长缺乏同理心。对于民主政治而言,这个标签的杀伤力极大。行动党过去以“与民同在”的形象赢得信任,如今一旦被套上“冷漠”的帽子,就可能成为对手未来攻击的利器。到那时,再强调“我是为人民好”,已经难以挽回,恐怕也已失去说服力。
从法律角度说,父母确实有错,但他们早已付出超过法律所能要求的代价。从人情角度说,部长确实在公众眼中少了几分同理心。从政治角度说,这起风波很可能让行动党在原本想争取的选票群体中失分。
所以,公共论述不能仅停留在“对”与“错”的表面。因为对与错,很多人都能分辨。真正高明的公共话语,应该既能安抚受伤的心灵,也能回应该有的愤怒,更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唯有如此,才能让制度有温度,让政治有说服力,社会才有向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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