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6:17pm 13/12/2025

《岁月长河，溯源之行》第十章（四）：郭开东──从森州政坛到全国篮运的奠基者

《岁月长河，溯源之行》系列，将于每月11日与读者们见面，此系列专题由星洲日报特约记者：王亮杰负责撰写。

34岁的王亮杰是森州文史工作者、收藏家及研究者，其对于文史领域的热情，堪称为兼具现代视野与传统情怀的文化传承者。

第十章（四）：郭开东──从森州政坛到全国篮运的奠基者 — 郭开东在知知港，为群英学校篮球比赛开幕典礼致词，旁右者为萧妙云。

九、郭开东与大马篮总的奠基：从森州篮运到推动全国大团结的重要功臣

篮球是一项普及度甚高的球类运动，不仅具备强身健体的功能，更能训练年轻人手脑并用，在规律的合作中培养团队精神。虽然过去曾被某些人士误指为具有种族性的运动，但此言显然偏差，不足取信。

今日马来西亚的篮球运动虽蓬勃发展，然而与一些篮球先进国家相比，其技术水准仍存在不小差距，其中牵涉因素复杂，包括经费、设施、行政统筹等问题，而各州属篮总长期面临资源不足，更使提升球技的努力心有余而力不足。例如早在许启谟领导大马篮总时便有意兴建室内体育馆，但多年来始终未见落实。若要真正改善球员素质、提升技术水准，完善经济基础与长远计划不可或缺。

因此，大马篮总不仅需要周详的发展蓝图，更需积极与政府体育部对话，争取更明确的体育政策支援，包括在全国各州兴建室内体育馆、在年度财政预算中编列足够款项，支持州属与国家级球赛、训练营与球员集训等活动。毕竟篮运的推广长期由民间团体支撑，若政府能更积极介入，将有助篮球运动全面提升。

谈起马来西亚篮运历史，郭开东的名字绝不能被忽略。无论是大马篮总早期的创建，或是森州篮运的蓬勃，他皆为最关键的功臣之一。

郭开东在1956年接任森美兰篮总会长，承接前任会长穆宾·薛柏氏（Mubin Sheppard）的职务，此时正是森州篮运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曾在上海同济大学被誉为“篮球明星”的郭开东，自青年时期便对篮球有强烈热情。他出钱出力，与球员、职员并肩作业，使森篮总焕然一新，会务日渐兴旺，州内篮球水平也逐步提升。

为了提高球员整体技术，他特别邀请国手蔡忠强担任义务教练，每周三次集训，教授最新战术，使球员实力显著提升。同年，森州女队参加联合邦州际赛，屡战屡胜，夺下全马冠军，为森州篮球史开创新页。

深知“闭门造车”不可取，郭开东更自发承担远征费用，带领球队跨州比赛，以增加球员实战经验，吸收外界优势，其效果极为显著，森州女队更于1958年至1967年间连夺十届冠军，声名远播，堪称全马罕见的“空前纪录”。

身为森篮总会长及后来的大马篮总会长，郭开东不仅在政策与行政层面投入心力，在实务上亦极具承担。大马队与各州代表队的集训，多次在他位于芙蓉皇家山的私人寓所进行，所有饮食住宿皆由他个人负责。球员们无不感到宾至如归，外队来访者也对其款待赞不绝口。

郭开东以“事必躬亲、毫无架子”著称，他的付出成为早期大马篮运的支柱之一。

1950年代的大马篮运曾经历严重分裂。1957年，篮坛出现“联合邦业余篮总”与“联合邦篮球联合会”两派对峙的局面，各州篮总无所适从。同年10月3日，森篮总收到联合邦业余篮总邀请加入为会员，经深入讨论后，原则上同意加入，但对章程第十一条提出建议：将“每州代表2名及18位发起人具有投票权”修改为“每州3名代表”，最终获采纳。森篮总亦正式依程序加入会员，其选择稳固了该会的合法地位。

此举虽引起部分人士非议，但郭开东坚定地表示：“时间可证明谁是谁非。”

果然，两大派系于1959年6月28日在芙蓉森华教师会礼堂召开联席会议，最终达成历史性大团结。互相让步、合作共识，使两派正式合并，由柔佛篮总承办的大团结后首届全国赛亦正式定名为“1959年元首杯男女篮球州际赛”。

这场跨越州属、跨越成见的大和解，标志著马来亚篮运走向新纪元，而促成此事的两位关键人物，正是柔佛篮总的郑震中与森州篮总的郭开东。两人对大马篮运的贡献，应永志史册。

郭开东病逝于新加坡后，社会各界深感震悼，森州篮总同仁更是悲痛不已。人生虽有生老病死之常，但像郭开东那样热爱篮运、慷慨豪爽、毫无架子、以诚待人的领导者，实在难以再求。

他的名字，理应与大马篮运的历史共同被铭记。

十、凝聚篮坛与以德服人：高棣铨笔下的郭开东

根据曾经与郭开东一同领队出赛的高棣铨教练所写的回忆来看，不难发现，郭开东之所以能在马来亚（后来的马来西亚）篮坛留下深刻影响，并非仅因其行政能力与领导角色，更在于他以德服人、以诚待人的人格力量，成为在分裂时期促成篮运大团结的关键人物。

在1950至1960年代的马来亚篮球界，内部矛盾与派系之争曾令国家篮运陷入停滞。旧人物的被排挤、新人物的强势取代，以及元首杯仅余四州参赛的尴尬局面，都凸显当时篮坛的低潮。然而，郭开东凭藉对运动的热爱与胸襟，在1958年到1959年间奔走协调，最终促成修改章程、消弭嫌隙，并迎来各州篮总再度团聚，成为大马篮运迈向健康发展的重要转捩点。

他不仅调和州属之间的矛盾，也以具体行动影响个人与团队。从1958年东京亚洲运动会，到1959年全国赛、1961年仰光半岛运动会，再到1963、1964年亚洲杯与世运外围赛的长期集训，郭开东与高棣铨年间多次共同出任领队与教练，并肩工作、共同生活，形成深厚交情。高棣铨在1984年回忆中多次提及，正是在这些长时间的相处，他才深刻理解郭开东内敛温厚但又坚定的为人处事方式。

郭开东的人格魅力，不仅体现在大局上的协调，也展露在生活细节之中。例如在仰光参赛期间，他带着高棣铨前往码头，指着海面回忆自己于日军南侵时途经此地、转往重庆的经历。那句意带沉重感慨的话语，使高棣铨看见了这位篮坛领袖背后深藏的国难记忆与个人顽强。

更令人动容的是，郭开东在结束比赛准备返国时，将所剩的缅甸币全部交予高棣铨，嘱咐他分给球员们享用。那笔钱本是他因物价昂贵而舍不得购物留下的积蓄，却在转身离开时，全数留给球员。如此真诚无私的心意，使高棣铨多年后仍深深感动，并在其文章中一再强调：“郭开东不是靠权威领导，而是以德服人。”

在回顾这段篮运发展史时，我们不难理解，为何郭开东在篮坛能受到不同派系、不同年代人士的尊重。他既是推动制度改革、促成全国团结的重要人物，也是以人格力量凝聚团队、启发后辈的典范。

他的领导风格既不张扬，也不以权势压人；他重视人才、珍视情谊、爱护球员，更以慈善与公益精神贯穿一生。或许正因如此，无论是在旧时马来亚篮运的黯淡时刻，还是在新马体坛逐步成型的年代，郭开东始终是那位能站在矛盾之间、挺身而出、推动团结的人。这正是他在高棣铨笔下最闪耀的地方，也是他对大马篮运最长久且珍贵的遗产。

十一、承先启后的视野：郭开东卸任后的大马篮运

在1958年至1963年领导大马篮总的期间，郭开东始终以开放的视野与前瞻的眼光推动马来亚（后来的马来西亚）篮球运动，使国家篮运不仅脱离内耗，更成功站上区域与国际舞台。1958年，马来亚正式成为国际篮总会员；1960年，郭开东更代表国家与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香港、印尼及巴基斯坦等地区共同创立亚洲篮总，使大马篮运从此确立在亚洲体坛中的制度性地位。

然而，在他选择于1963年卸任之际，外界对他的继任安排感到颇为意外。因为郭开东力荐的下一任会长──新加坡前政治部主任许启谟，虽具政坛资历，却与篮球运动毫无渊源。许启谟曾是新加坡林有福内阁的重要人物，直至人民行动党崛起后，他辞官返马，并迅速受到马华总会长敦陈修信倚重，晋升为署理总会长，位高权重。郭开东选择将大马篮总交予如此一位政治人物，并非偶然，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当时的大马篮总正计划建立会所，却面临“无片瓦遮身”的窘境，在土地与建设都极需政府协助的情况下，郭开东认为，担任内阁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的许启谟，是唯一能突破制度障碍、为篮总奠定稳固基础的关键人物。事实证明，他的眼光完全正确。许启谟上任后，以部长身分向雪州州务大臣哈伦争取，最终成功获得吉隆坡市中心一块极为珍贵的地段，供大马篮总兴建大厦。这笔难以估量的贡献，成为日后大马篮总得以站稳脚步、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石。

然而时局变幻，1969年全国大选与“513事件”震动全国政治版图，郭开东也在此时决定退出他深耕多年的马华政坛。他陆续出售家族产业，最终举家移民新加坡。位于皇家山的住宅从此人去楼空，只成了昔日球员与友人的共同回忆。他所领导、曾缔造九届元首杯冠军荣光的森州女篮，也在他离开后逐渐走向式微。

但即便在离别之际，他仍惦念着队员们的未来生活。被誉为“亚洲最佳女篮前锋”的吴春仪，以及何重英等多名女将，都在他的安排下，部分进入万能万字票行工作，确保她们在运动生涯之外仍有一份稳定的生活保障。这份体贴与责任感，使球员们多年后仍深深怀念这位领队。

郭开东的告别，也象征着“郭家军”以及森州女篮黄金时代的终章。然而，在接下来的半世纪里，大马篮总仍历经多位会长的接力，包括李三春、陈雅才、李金狮、陆垠佑、张庆信、赖俊瀚与陈江荣等人，各有贡献，而篮运历史也持续向前书写。

直到2022年，篮运的历史又再度与森美兰连结。著名企业家兼慈善家李典和出任大马篮总会长，成为继郭开东之后，第二位来自森州的全国篮总领袖。年轻时，他曾在观众席上亲眼见证由郭开东率领、连夺九届元首杯冠军的森州女篮，以及那份纪律、团结与气势。他对郭开东的领导深感敬佩，也在心中埋下对篮运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