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中,在校内出现的一份《学生周报》,让我认识了在吉隆坡也正在念中学的张子深。
随后我们皆负笈台湾,而且都进入同一所大学──政治大学;他先我两年赴台,所以我视他为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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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走了,我和他一份长达60余载、却还一直保持联络的友情,也跟随着他永远离去。在伤感之余,我真难忘他生前的身影。
《学生周报》是由香港一个由美国新闻处在幕后资助,旨在反共的一份期刊。当时华校的中文刊物包括期刊在内极其贫乏,《学生周报》的出现,甚受华文学生欢迎,却没想到校里竟出现了一批自认思想前进的学生,认为这是一份反动刊,不但阻止或恐吓阅读该刊物的同学,甚至还公然在校里将手中持有“学生周报”的同学痛骂一顿,再将刊物抢去撕毁。
在中学时代,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看《学生周报》的,不仅于此,我还参加过这所谓“反动”刊物所举办的“生活营”。初识子深,就因他由吉隆坡到来参加而结下这段同学之情。
在政大期间,我们真没想到走到异地后再次相逢,因为同寄宿在政大宿舍校园,经常有见面机会,我们不同班又不同系,见面时相互问好,鲜少长谈。
我离开政大返回芙蓉,才晓得比我先两年毕业返马的子深,已进入芙蓉中华独中执教,甚得时任校长陈开泰的器重。子深在政大时主修中国文学,我很欣佩他的文学造诣与写作才华,并为芙中能得此良才而庆幸。
子深交友广阔,相交满天下,证明其人缘之佳。他离开芙蓉中华独中返回吉隆坡后,还不时到芙蓉来与旧友相聚。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他的来电,告诉我已受周宝振之聘,出任他旗下的《新生活报》总编辑。
这个消息,的确令我大吃一惊,也真佩服子深这名老学长果真才华横溢,由教书,讲学而至报馆出任编辑舵手,几乎没有任何事能难倒他,而且都干得有声有色。
他希望我能帮他提供稿源,老学长嘛,我岂能拒绝。我记得在那段期间,我和他合作得极愉快。我曾替多家报章写过稿,也和报馆的编辑或总编辑熟稔,也许基于同学情,子深一直很关注我的来稿,并多次出现在《新生活报》上封面头条,甚至在报纸出版日,还配上彩色海报,我至今还将这些报纸很珍贵的加以收藏。
他经常安排我专访某些政界要人。有一次,我奉命专访林吉祥,而我对这次的专访做尽准备工作。那晚,我从芙蓉赴首都行动党总部和林吉祥单独会面,专题谈党内事务。访问极为成功,访问稿在《新生活报》刊出前,张子深交了500令吉给我,表示这是老板周宝振的指示,说这笔钱是那晚我赴隆的车马费。据说宝振和子深对我所写的那篇专访极为满意,刊在报上要闻版。
子深虽然经常安排我专访某些人物,但他有一次竟破例亲自动笔访问我。“总编辑专访采访记者”,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事情的发生时这样的:当子深向我借阅了由庇朥邓泽如(恩)所编写的《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扎》一书后,如获至宝,并在阅后,始知邓泽如在协助孙中山奔走革命,以推翻满清时,在海外为筹募革命经费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将此书发现的经过,以及孙中山与邓泽如书信来往期间,前者曾数次来马新,并与邓氏相晤,及1910年10月孙氏主持“庇能会议”,始有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的经过,详细告诉张子深,他深深的为我所详述的革命史所感动。
子深于2011年元月17日与元月24日将此访问稿分两期在《号外周刊》刊出,轰动一时。
如今子深走了,我亦老矣,真难忘和他这份永久不渝的同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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