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伦 | 一纸禁令能解决什么？

森州政府宣布，四类公共场所禁止喝酒，包括草场、休闲公园、儿童游乐园、公共海滩。政策一出，引起不同声音，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忧心“走向保守”。但无论立场如何，我们都值得停下来思考，这一纸禁令，真正要回应的是什么？

先不谈对错，先看现实。某天早上在芙蓉某公园，一群晨练长者在草地上发现散落的酒罐、烟蒂和水瓶，并感叹道“这不是第一次了”。他们并不是反酒主义者，但当休闲空间变成夜晚喝酒聚会后的垃圾场，影响的可不只是卫生，还有安全感。政府若坐视不理，等着被问责的是执政者本身。

不过，若以为一张禁令就能根治行为问题，显然低估了复杂性。夜晚酗酒的群体，是否会因为法律而改变习惯？执法单位能否精准辨别“喝一口”与“醉酒滋事”？再者，所谓“公共空间”定义是否清晰？这些模糊地带，若不厘清，容易衍生滥权或双重标准的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元宗教与文化交错的大马，喝酒非全民习惯，却也是部分族群的生活方式。华人在下班后喝一瓶啤酒，印度社群在节庆中饮用传统米酒，这些文化层面的表达，若一并被打上“不可”的标签，是否会让部分群体感到被边缘或误解？

当然，公共空间本就应属共享之地，任何过度行为，不论是喝酒、吸烟、喧哗、飙车，只要影响他人，确实都应有所约束。但政策若要立得稳，除了“禁止”，更应配合教育、引导与选择。例如，设立指定可喝酒区域、增设垃圾桶、加强夜间巡逻、鼓励负责任喝酒文化等，才是更全面的管理思维。

这项政策也提醒我们，城市治理的真正挑战，其实从来都不是“怎么禁止”，而是“如何规划”。很多所谓的公共场所，长期缺乏管理、没有定位，不是放任闲置，就是被滥用。

总之，禁令本身并非坏事，但禁令之外，政府更该展现其善治能力，如何落实、如何沟通、如何预防、如何让人民觉得不是“管太多”，而是“管得刚刚好”。

酒精可以限制，人的感受却无法简单划线。在多元共存的社会里，理性治理才是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