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进入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就读,当时就已考虑到这所大学的名称,顾名思义,应保有浓厚政治气息。
进一步研究这所高等学府的历史渊源,原来其前身是创于1927年的中央党务学校,于1947年创立的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成为政治大学,是国民党培养政工干部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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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于1949年失去中国大陆后,政大停辨,并于1954年在台复校,由蒋中正出任校长。
复办后的政大,初期不招收海外“侨生”,托当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之福,他在50年代中期访问台湾,获海外华裔学生多涌向中国大陆升学,为阻止言股热潮,乃向当年在台湾尚处于“克难”时期的国民党当局建议,由美国拨出一笔经援,给台湾的高等学府招收海外“侨生”到台湾升学。
当年台湾的高等学府,为了应对本省在大专联考的学生,每年都有大批落选学子望大学之门不得而入,如今又因美国政府之托,要求他们腾出一些学位给来自国外的“侨生”,当然脸露难色。美国人当然了解台当局的困境,拍胸膛向台当局保证,钱不是问题,每名来台就读“侨生”的费用,包括学费、旅费等等,由美国包起。
此外,招收到“侨生”的学府,将按人头每校获得另大笔美援,用作增加学校各种设备之需。台湾各大专遂大开迎接之门,热烈欢迎“侨生”入校!
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进入当时曾被一些人形容是“党校”的政大。
“政大”到底是否“党校”?的确曾在同学中引起热议,其实,当我们每周一下午二时在周会时,一首校歌,其歌词内容便已将我们引入和政治脱不了边:“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我们就是管理众人之事的人;管理众人,要身正、要意诚,还有服务的精神……”
就我个人的看法,在进入政大时,没有任何因素能挑起我对这所学府拥有丝毫“党性”的观感,仅因念大一时,一门“三民主义”必修科,政大因而被指为“党校”明证。后来,这门课竟被废除了。
目前的台总统蔡英文,80年代被指拿着一纸虚假英伦博士论文,竟能进入由蒋中正创办的政大当副教授教课,证明今日的政大,已再无政治之色彩。
我在政大时,因喜爱政治学,“三民主义”不仅让我在全班中因最高分而获奖,它是必修科,此外,我也选修了一些冷门学科,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与军训(按:此地的军训仅是一门学科,由一名高级军官担任导师)。
台籍男生在大一时,暑假必需参加在台中成功岭进行的一连八周军训,“侨生”可豁免。事实上,“侨生”想参加,也被拒绝。那才是真实的军训,并非我所选修的“纸上谈兵”军训。
近读留台作者杜晋轩所著《血统的原罪》一书,才晓得在1966年(也就是我毕业离台2年后),台湾教育部竟颁定“专科以上学校侨生暑假集训通知”,规定所有侨生必须参加为期八周的暑期集训(军训)。
此一时,彼一时,我的时代想参加暑假军训,因我是“侨生”而被拒,今教育部硬性规定“侨生”必须参加,此事令大马“侨生”率先强烈反对,令台教育部大动肝火。此外,甚至还有“侨生”向大马政府与马华投新,险酿成马台一场外交风波。
四年余的政大生活,已渡过一个甲子有余,我对在指南宫下的日子仍然难忘怀。宿舍的生活,在教官的鹰眼窥视下,我们处处行动都得谨慎,在那个时代,谁不畏惧一顶红帽子由天而降,朝尊头扣上?
与韩国“侨生”最常接触。他们乐观开朗,返回渡假回来,总不忘带来大瓶烈酒,一同到北市饮酒吃“369”(狗肉)避寒,我不敢尝试。我就是在那种欢乐日子中看到同来自韩国的音乐才子刘家昌。他当时到校念外交系,但每日背着结打,到北市夜总会中演唱。
宿舍每晚10时熄灯,经常有一名同学由台北坐三轮事回返宿舍,下车后逃之夭天不付钱,车夫在楼下大声喧嚷,后来查明,竟是学校最高当局负责人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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